初次见到毛昭晰先生，是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当采访小组的几位成员走进采访地点所在办公楼的时候，一位身着白衫、腰板挺直、精神矍铄的老人已经在等我们了，他就是毛昭晰先生。毛昭晰先生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曾先后任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浙江省博物馆学会会长、浙江省图书馆学会会长、第四届浙江省政协委员、第五、六届省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而且是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创始人。在学术研究、文物研究与保护等多个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和成就。不过在采访伊始，毛老先生并没有把自己令人称赞的成就摆上桌面，而是和我们畅聊起了难以忘怀的大学生活。
毛昭晰老师在回忆浙大求学往事
回忆往昔情牵浙大
求是精神相伴不离
毛老先生1945年考入浙江大学，进校时的专业是中文系，不过在中文系待了一年时间以后却转系到了史地系就读。当我们问及毛先生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毛先生告诉我们，当初选择中文系主要是因为自己从中学开始就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毛先生和古典文学结缘源于和《花间集》的一次偶然邂逅，当时他还是一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为躲避抗日战争的战火而举家逃难到龙泉，因为上学的地方离家较远所以中午寄宿在一户人家家中，也是在那户人家家中的一个竹篓里发现了那本《花间集》。
毛先生初时误以为集中的内容是形式特别的诗，还自己抄录和研究了一番。直到不久之后才从教科书上知道那是词。可以说这是毛老先生选择中文系作为自己大学学习方向的根源。毛先生入学浙大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浙大龙泉分校的新生到杭州就读，文学院各系的学生选的是一样的课程。其中有一位张其瑞老师讲授的中国通史他非常感兴趣，因此到了大二，毛先生便决定转到史地系就读。在选择专业的问题上，毛老先生告诉我们，那时的学生大多根据兴趣自由选择，并不会过多顾及到毕业后的社会前景等等问题，他也是因此才做出了这个可以说是影响了他一生的重大决定。转系到史地系后，毛先生并没有放弃自己对于中国文学的爱好，他依然选读或旁听了不少中文系老师开设的课程，并直言自己从这些课程中获益匪浅。毛老先生还向我们讲述了两件他记忆犹新的事情。
一是有关当时的中文系教授任铭善先生的。在转到史地系之后，毛先生选读了任铭善先生的文字学这门课程，当他从杭州旧书店里抱回那套线装的《说文解字》，跟随任先生遨游在中国文字的海洋里的时候，他为中国文字的美而深深陶醉。毛先生讲，他到那时候才认识到研究中国的古文字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你可以从一个汉字的偏旁部首里看出许多字的含义。比如带三点水的“江河湖海”等字都和水有关，带“木”字旁的字就和树木有关，这样即使你遇到不认识的字，只要它带有“木”字旁你也可以知道它和树木是有关系的，人的眼界将会因此扩大，对世界的认识也会因此加深，中国的文化确实博大精深。任铭善先生从《说文解字》上选取有代表性的汉字逐字讲解，到了期末就在试卷上出两道题，两道题题目格式相同，每道题只有两个字，第一个是“释”字，后面一个是古汉字，考试就是让你解释后面的那个古汉字，所以一个学期过后任先生仅用四个字就能很好的考察学生的学习成绩。
还有一件趣事是有关中文系的夏承焘先生的。毛先生曾经读过夏先生只开过一年的“乐府诗选”课程，不过令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旁听夏先生“词选”课时夏先生讲授黄景仁词的景象。毛先生说夏先生那时候将黄景仁的《点绛唇》，在黑板上写下“鬼灯一线，露出□□面”，在“面”字前面空两格让学生猜，有人猜“狰狞”有人猜“恐怖”，夏先生说这本就是首写鬼的词，而鬼在人的心目中又非常可怖，用诸如此类的词难以让人恐惧。他提笔在空处填上“桃花”两个字，讲解说“桃花面”本形容女子美丽，此处用来写鬼，在黑暗之中猛然一见鬼面如桃花，“可怕，可怕，真是可怕”。这首夏承焘先生所称“最可怕”的写鬼词因此深深印在毛先生脑海中。
毛老先生跟从自己的兴趣在大学中广博地学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他人生不断向前的动力。
毛昭晰老师分享保护文物经历
文博创建厥功甚伟
文物保护功不可没
除了大学生活，最让毛老先生不能忘怀的就是自己和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不解情缘。1978年，毛先生提出建立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因为当时中国的博物馆很少，有人以招收博物馆专业学生无处分配为由反对建立这个专业，但是毛先生深信博物馆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从博物馆学到许多知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博物馆肯定会越来越多，所以他力排众议，坚持在杭大开办了这个专业。从1982年第一次招生到现在，浙大文博系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风雨历程，逐渐发展壮大，这其中毛先生真可谓厥功甚伟。在浙大文博系的陈列室（也是由毛老先生于1953年创建的）里，还有两件令毛先生深感自豪的文物，那是两面宋代的铜镜，一面是他从上海的文物商店买来送给历史系的，另外一面则是毛先生1958年大炼钢铁时到萧山找矿，在新建乡一个山坡上挖矿时偶然发现的，第二天就送给系里了。两面铜镜上分别刻着“湖州石十二郎真炼铜照子”与“湖州石十二郎男 四十郎炼铜照子”，这两面铜镜充分证明了宋代手工业行业有家族传承的特点，因此备受毛先生看重。
后来毛先生先后在浙江省文化厅和文物局工作，也借在这两处工作的机会得以为自己对博物馆事业必将蓬勃发展的预言的实现而出力。浙江从那时全省只有16个博物馆到现在将近三百个，包括浙江省丝绸博物馆、茶叶博物馆等一系列专题博物馆和市县博物馆，以及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院、龙泉青瓷博物馆、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越剧博物馆都是在毛先生的提议下建立起来的。这些博物馆个个设计考究，内容专业，吸引了大批来访者参观学习，毛先生功不可没。
除了推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毛先生还有一项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功绩，那就是对文物的保护。1984年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厂为扩大再生产，准备拆除老药堂古建筑，毛先生听闻后马上找到中药厂厂长，跟厂长说，胡庆余堂中药厂的老房子不能拆，因为这是现在保存下来最好的中药铺。厂长不听，他又找到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和市委副书记杨招棣，力陈胡庆余堂之重要，其文化和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在毛老的奔走呼吁下，胡庆余堂幸获保全，1988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被誉为“杭州最美丽的路”的北山路，曾在本世纪之初面临大改的危机。当时杭州市因为城建原因召集了一批文物专家召开研讨会，毛先生也在其中。毛先生在会上力陈保护北山路的重要性，认为杭州西湖边原有的老街南山路、湖滨路都已经被改造了，只剩下北山路。北山路只能保护、修缮而不能改造，否则将极大的破坏西湖景观。北山路那抹宝贵的美丽韵味因此至今悠荡在西湖岸上。
毛先生保护文物的功绩真是不胜枚举，郭庄、小河直接、富义仓、拱宸桥西……一个个我们熟悉的名字都是因为毛先生不遗余力的奔走呼吁才得以保全，在为杭州留下几许古味的同时让幸运的杭州居民得以生活在一个兼具自然情怀和人文情怀的大美之城。
（采访人：董钟骏 吕姝妍 祁灵怡 夏相宜 李垠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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