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5岁的段树民院士，头发已有些斑白，在采访中他并不属于口若悬河型，但聊起日夜倾心的“胶质细胞”，他却吐语如珠——人脑内的神经细胞有两类，神经元和胶质细胞，前者占10%，后者占90%。对神经元细胞，科学家了解相对更透彻，而段树民则更专注于研究胶质细胞——这里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也因为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和成就而在2007年被增选为中科院院士。
段树民院士出身于安徽蒙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下放过农村两年，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大学里，他一心想把丢失的时间补回来，求知欲特别强，压力也很大，晚上经常失眠。就是这样持之以恒的钻研和探索精神，支持段树民一路走来，一如他研究的神经胶质细胞一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这一路上布满了荆棘坎坷，岁月无情地剥夺了他的青春年少，唯一不变的是那颗数十年如一日追求真理的心。
科研理念：有用比有趣更重要
段树民1982年毕业于安徽蚌埠医学院，1991年获日本九州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等学习和工作，2000年初回国。主要研究胶质细胞参与神经信息处理的机理，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国际上首次阐明了大脑胶质细胞突触也具有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可塑性。
回国初期，段树民院士常在不同的场合被问过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留在国外一流实验室，却选择了回国做研究？“其实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回国不一定就意味着放弃优厚待遇，或者经历什么艰难险阻……”段树民院士坦言，报效祖国当然是科研界很多“海归”的愿望，但从个人前途出发，回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研究环境得到改善，机遇很多，跟国外同行的交流也没有障碍，在文化认同上又有优势，为什么不回国呢？”
回国以后，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包括大脑胶质细胞对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神经元突触可塑性的产生起关键作用、胶质细胞与神经元之间形成的突触联系也具有可塑性、胶质细胞溶酶体具有释放信号分子ATP的功能等重要成果，改变了人们对胶质细胞的一些传统认识。这些成果分别发表在《科学》、《神经元》和《自然细胞生物学》等国际顶尖学术杂志上，并获2006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他牵头等完成的“胶质细胞新功能的研究”项目，提出经过胶质细胞介导，神经元间即使没直接接触也可发生相互作用，丰富了神经元环路概念，获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1年，他作为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集体成员之一，荣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关于所研究的胶质细胞，段树民院士比喻道：“在过去的研究历史中，如果将神经元细胞比作台前接受掌声的主角，那么胶质细胞只是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了胶质细胞可能在神经活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胶质细胞——这位幕后英雄，正在逐渐走向台前为大家所认知。”
诚然如此，但比起紧密联系国家建设、相关老百姓衣食住行等科技成果，“胶质细胞”实在太“阳春白雪”，和者甚寡。“其实，科学探索，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就像踢足球，很好的球员，不一定就有进门的机会。成功有时靠运气。”段树民院士举例说，“比如研制新药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周期非常长，有的要花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不可预期，不可能一两年就应用。”
令段树民院士很是郁闷的是现在一谈到基础研究，人们就常忘记了它的本质，只有谈到应用，才能抓住兴奋点。然而，即便是短时期内无法引起大多数人们关注的胶质细胞研究，段树民院士依旧兢兢业业担任“幕后工作者”。他始终认为，真正的科研成果必然会对人类有用、有意义，这比“有趣”更重要，但不应太功利化，不能急功近利。
一如段树民在浙大医学部首任主任受聘仪式上所说，医学部主任的责任重大，浙大学科综合实力非常强，加盟浙大后他将在全面了解学科情况的基础上，推进各种交叉研究。他说，自己从前是对科学问题非常感兴趣，加盟浙大后，如能在医学研究与疾病治疗的结合上做一些相关的工作，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以身作则，科研教学两不误
“读书时，我不是学习最拔尖的那一拨。”段树民院士认为天赋固然重要，但坚持、投入和付出更重要。他说自己当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好医生，但本科毕业考研究生时，临床医学专业需要两年工作经验，就这样他选择了基础研究，一直走到今天。
段树民院士表示，对社会有益、对人有帮助的人就能获得尊重，并不一定要当院士才行。如果不做科学家，说不定他也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在开学典礼上，他曾对每个刚入学的新生说:“人们几乎不能原谅医生对病人犯错,所以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普渡众生的同情心,更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一个例子中，我们便能看出确实如此——当他在阜阳实习时，就因为心细而诊断出被误诊的两例狂犬病患者。他说，神经所提供的科研环境和氛围是他事业发展的关键。他会继续留在科研第一线，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多出一些成果，给青年人建设更好的平台。
身为博士生导师，段树民院士不仅以身作则，而且在教导学生时一如既往地强调“投入”的重要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投入，我的一个体会是，你有基本素质，机会总会有的。只要你对某一领域有兴趣，能投入并长时间坚持，最后肯定会有收获。”
职业的需要和学科的发展都要为青年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而不是反过来迫使青年学生成为服务于职业和学科的简单工具。段树民院士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对各方面都有所涉足。“当今社会往往需要全能人才，所以我们应该学会自我提高素质及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年少时应该打好基础，拓展了宽度才有利于我们以后拔起高度。有人说，一个人成年后成功的高度，取决于他年轻时所打下的基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这个基础不应局限于教科书，兴趣应该广泛一些。”
大学的学习，与老师的沟通交流至关重要。段树民不仅要带领着博士生开展科研工作，同时，他还是浙大的一名“新生之友”，时常与他所联系寝室的大一新生交流。他更欢迎同学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能主动跟他交流。他认为对本科生来说，相比较而言学生太多，老师很少，学生与老师之间可能不会有很多的接触和形成密切的关系。因而，这时学生就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找老师沟通交流，请教问题。对研究生来说，师生关系越密切自然，越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他讲到：“应该避免两个极端，即把老师神话，什么都依赖老师，或看不起老师，认为老师还不如自己。”
段树民院士的时间非常宝贵，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有记者问段树民院士，是不是一个苦行僧？他说：“我不是。我对我的工作有兴趣，所以我享受这个过程。”段树民院士告诉记者，兴趣是搞科研的前提，只有心有此物，才能够享受科研的过程。
但是，科学研究也如同修习剑法，需要“冬练三九，夏练三寒”的毅力与耐心而不是单单凭借兴趣就能持之以恒的。段树民院士正是有这种惊人的综合素质：低调的生活，严谨的作风，踏实的学习与研究，全身心地投入。最终，在他的科研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把绝大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中，必然要付出一定代价。所幸，这种付出在心境平和的段树民院士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单调，每天上班，基本都要工作到晚上10点到12点。休闲活动不多，有时候上互联网浏览一下时事新闻，没有太多的爱好，我没什么运动细胞。”他说着笑了。
“我最快乐的事情是自己的想法受到认可”
除了勤奋刻苦，脚踏实地之外，段树民院士成功的另一个因素便是他的创新思想。“作为研究人员，最快乐的事情是自己的想法得到证实，然后受到认可，有一种成就感。”就一个科研工作者而言，段树民院士觉得最重要的是充满兴趣、勤奋工作、最后坚持下去。
在科学的探索中，如何面对先行者，或者学术权威？段树民院士认为，对于学术权威，影响因子大的论文，不能盲目从众，追随主流，要经过自己严谨的分析。很多有意义的发现都是主流视野之外的东西，很多所谓主流的论说已经成熟，因此走老路也就更容易发表一些论文，却不能给学术带来真正大的推动。我们应该踏实的按照自己的研究方向去探索，从不被人接受到慢慢的以理服人。段树民院士坦言：“可以说，我的研究也是从边缘开始的，从最开始的不为人了解，到被学界接受，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快。”
同时，段树民院士也指出，中国科学界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快速增加，这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但另一方面，我国对发展科学还习惯于搞工程的做法，认为只要投了钱，搞了科研平台，就能很快出成果，急功近利要不得。其实，基础科学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国家要鼓励真正踏实做科研的人开展创新，营造科研文化氛围，建立较完善的科研制度、导向和评价体系比经费更重要，这样才会促进基础科学健康发展。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段树民院士积极履行职能，建言献策，为开好此次盛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在提案中建议，在条件成熟的地区，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资助，尽快建立“中国人脑库”基地。利用死亡后人脑标本开展神经科学研究，对疑难脑疾病的确诊、发病机制的研究都至关重要，也可以提高复杂脑疾病的诊治水平。
段树民院士以拥有“人脑库”的美国和荷兰为例来说明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并说到，荷兰是最早建立“脑库”的国家，浙大医学部已经派人去荷兰的“脑库”学习。然而在我国，这个领域几乎是空白，一方面，我国还没能建立中国人的脑库，大量的复杂神经精神疾病，不能得到最后的关键性病理确诊。另一方面，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全部依赖于进口国外人脑标本，由于过程复杂、来源受限，在利用人脑进行复杂脑疾病的研究方面受到阻碍。
他建议：首先，需要改变传统观念，普及公民遗体捐献的意识和人脑库的价值；其次，需要建立一部全国性的遗体捐献法律法规，并增设适应于人脑标本捐献的条款，规范捐赠渠道和程序。